今天一共要講八個要點。

第一，這三十多年來，世界貿易的格局發生了變化。國際貿易的產品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三四十年前，也就是1980、1990年，這個期間，就是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國際貿易的總量當中，70%左右是成品的貿易。你這個國家把拖拉機賣給我，我這兒把機床賣給你。總之，是一種產成品的交易。由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企業做出來的產品，賣到另外一個國家去。產成品之間的貿易，占全世界貨物貿易的比例，一般達到70%左右。

到2010年的時候，整個世界的總貿易額里面，60%的貿易量是中間品的貿易，是零部件、原材料各種中間品的貿易。

這是2010年的時候，比例其實倒了過來，就是說60%是中間品，40%是產成品。

又過了七八年，到了去年，如果再根據去年總貿易量里面的品種進行測度一下的話，貿易量中的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的中間品。這里面出現了一個現象，就是世界上主要的貿易品，已經不是由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企業來把它生產出來，賣到另外一個國家，往往是幾十個國家，幾百個企業，生產的上千個零部件互相組合，形成的一個產品。也就是這個產品，不是一個國家做的，是幾十個國家，是幾百個企業，在不同的地方，生產組合的。

這樣一個過程就產生了中間品的貿易，也是這個過程產生了服務貿易的飛速發展。這三十年，服務貿易的量，包括生產性物流、生產性服務業，產業鏈金融，各種各樣的科研開發、研究設計。總而言之，在三四十年前，在全球貿易中，服務貿易，跟貨物貿易來比的話，是5：95的關系。

現在，服務貿易的總量，跟貨物貿易的總量大概是30：70的關系。這里面就出現了貿易格局變化。

一個叫貨物貿易中的中間品的比重上升到70%以上。第二個叫做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的總貿易量中，服務貿易的比重從百分之幾變成了百分之三十。這個概念是因為這十幾年、二十幾年全球服務貿易始終表現為15%到20%的增長率。在中國，最近這十年服務貿易每年的增長都在25%以上。所以中國服務貿易的量是三年翻一番，全球服務貿易是五年翻一番，而貨物貿易一般要十年翻一番。在這個意義上，結構變了。

世界貿易格局變了，表現為貨物貿易中的零部件、原材料、中間品的比重得到了極大地提升，服務貿易的比重也得到了極大地提升。整個生產力體系這方面的變化，正在影響和產生新的世界貿易規則。

第二點，由于產品交換，貿易格局的這種變化，生產這種產品的企業的組織、管理方式也發生深刻的變化。

現在一個產品，涉及到幾千個零部件，在幾百個國家或者幾十個國家，在形成一個游走的邏輯鏈，那么誰是靈魂、誰牽頭、誰在管理、誰把眾多的幾百個上千個中小企業產業鏈中的企業組織在一起，誰就是這個世界制造業的大頭、領袖、集群的靈魂。所以現在看世界的制造業，不像幾十年前，看一個一個單個的企業規模多大，而是看產業鏈的集群、供應鏈的紐帶、價值鏈的樞紐。誰控制著這個集群，誰是這個紐帶的核心，誰是這個價值鏈的樞紐，誰就是龍頭老大。

比如蘋果，蘋果手機里面，一共涉及到500多個各種各樣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全世界有幾百個企業，在為蘋果加工零部件。涉及到幾十個國家。問題是，這幾十個國家的幾百個企業各個有專利，并不是說蘋果發明了手機的全部專利，然后把專利交給了這些配套企業、零部件廠、中間廠，讓他們為蘋果來進行制造。事實上，這個產業鏈上的中小企業、零部件供應企業，各個有專利，各個有拿手好戲。他們的這些專利、拿手好戲，都是蘋果不掌握的。但是蘋果產生了標準，產生了紐帶。所有供應鏈上符合蘋果標準的各種各樣的產品，你有創新、有專利、有各方面的知識，蘋果就選擇了你。有人說核心技術只有我有，我不賣給你，你手機就停產了。這話也沒錯。假如高通不把芯片賣給蘋果，那蘋果不就癱瘓了嗎？問題是蘋果是世界使用芯片最大的戶頭。如果蘋果不使用高通的芯片，高通就死了，是高通先死，而蘋果還有其他的芯片可以選擇。蘋果只是遇上一點困難，而高通立馬就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當今世界的產業鏈，產業巨頭，產業競爭能力，不僅僅是核心技術的競爭，不僅僅是資本多少的競爭，講資本，講技術，更講產業鏈的控制能力。

誰如果控制產業鏈，誰其實就是在出行業標準，就是大頭。誰控制供應鏈的，你其實是供應鏈的紐帶。你在組織整個供應鏈體系，幾百、上千個企業，都跟著你的指揮棒，什么時間、什么地點、到哪兒，一天的間隙都不差，在幾乎沒有零部件庫存的背景下，幾百個工廠，非常有組織、非常高效地在世界各地形成一個組合。在這個意義上講，供應鏈的紐帶也十分重要。

產業鏈的行業標準十分重要。各種各樣的專利發明，是圍繞著這個標準，我發明了專利，但要符合你這個標準，你才會用我的專利。

價值鏈是在說什么？實際當這個世界幾千個零部件、組件、大大小小的部件在組合的時候，實際上都在做貿易。這個貿易的幾百個企業，幾千個零部件分布在幾十個國家，各種各樣的城市里，是不是每單之間，零部件和零部件廠，零部件和總裝廠，都在做貿易，都在相互結帳？其實不是這么結的，他是一個通過互聯網、通過通信系統在世界上某個自由港形成一個結算點。蘋果一年產生上萬億美元總的銷售值。這個銷售值，所有的零部件廠平行地都跟蘋果的結算中心發生網絡的直接聯系，然后進行結算。

這種結算在不同的國家之間，你是美元，他是法郎，他是人民幣，他是韓元。在這個過程中因為他是在一個自由港，自由港的稅率只有15%，甚至12.5%。所以它的結算稅收低。外匯交易是個離岸交易。離岸交易中心往往是在自由港。跨國公司的結算點，從來不是在一個點上，不是在幾百個企業、幾百個城市、幾百個活動點上發生結算。利用這個互聯網，統統在這個結算點結算，這就是結算的樞紐。

我在重慶的時候，在2008、2009年把惠普拉到重慶來建廠。當時一臺筆記本電腦就有一千五六百個零部件，比手機的零部件多。我們定了項目開始干了以后，我問惠普的人你在哪里結算？他說在新加坡。我說你明明在我這兒生產，為什么在新加坡結算？他說，我們全球的惠普，所有的生產點、研發點、零部件的點，通通不在當地做結算，都跟新加坡的惠普結算中心做結算。然后由結算中心結算出來錢支付給各個零部件配套企業，也支付給各種物流，研發的單位，也支付各種專利等方面。

在這個意義上講，因為自由港本身就成了離岸金融的結算點。

我也跟他討論過，2008、2009年的時候，中國一年有差不多三萬多億美元，的進出口，其中一萬八千億加工貿易就是全球產業鏈布局，但我們一萬八千億美元的結算都不在中國。接近4000億在新加坡，因為它是自由港，所得稅率17%，加上一個自由港的離岸金融政策。3000億在香港，因為香港設了自由港。然后還有3000多億在愛爾蘭，愛爾蘭是英國旁邊的一個自由港。還有一部分是在臺灣，臺灣所得稅也是17%，也是一種自由港的性質。還有一部分在首爾以及東京。就是說整個接近兩萬億美元的結算都不在中國。中國只是在做加工的苦力。金融結算產生稅收，金融結算產生專利、版稅，金融結算產生高附加值的服務貿易，這些都不在中國。這個意思就是說，誰掌控這個結算點，誰也是這個產業鏈的中心。

大體上，由于這三四十年，出現了幾十個國家，幾百個企業共同生產一個產品，就使得這個產品在加工過程中的產業鏈形成上中下游的產業鏈集群。這個集群中各種企業，互相供應零部件、原材料、供應金融，整個體系服務鏈，生產性服務業，整個服務貿易都在這個供應鏈中體現出來。這個供應鏈的紐帶，起著樞紐紐帶的作用，關鍵的作用。最終這個紐帶也好產業鏈，當然要賺錢要結算。誰掌控這三個點，掌控樞紐，掌控紐帶，掌控產業鏈的集群。誰就是世界貿易中的產業巨頭。你掌控了這三個但你沒錢，不用擔心，各種私募基金、產業資本都會往你這兒來，因為你有錢賺、有市場。有技術的人都為產業鏈服務，做芯片也是零部件，做液晶面板也是零部件。有些核心的東西它自己做。但是蘋果沒做芯片，蘋果也沒做液晶面板，三星又做芯片又做液晶面板。三星舉國體制是韓國特有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產業鏈是在分工當中產生的。世界貿易是在互動中形成的。這個過程中，新的貿易格局形成了新的世界級企業的產生方法和控制產業的特征。特征就是三鏈，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產業鏈的集群、價值鏈的樞紐和供應鏈的紐帶。這是第二個特征。世界貿易格局由第一個特征引發第二個特征。跨國公司適應這種貿易格局、生產方式的變化，它的組織方式、控制方式、管理方式也發生變化。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由于世界貿易格局特征的變化，由于跨國公司管理世界級的產品的管理模式的變化，也就是“三鏈”這種特征性的發展，引出了世界貿易新格局中的一個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制度的變化，就是“三零”原則的提出。本來WTO從關貿總協定開始，總之就是努力的推動自由貿易，降低各國的關稅。五十年前關稅平均高度是50%-60%。到了上世紀80、90年代的時候，關稅一般都降到了WTO的關稅水平，都降到了10%以下。WTO要求中國的關稅也要下降。以前我們汽車進口關稅170%。后來降到50%。現在我們汽車進口關稅還在25%的水平。但我們整個中國的加權平均的關稅率，80、90年代是在40%-50%。到了90年代末加入WTO的時候到了百分之十幾。WTO給我們一個過渡期，要求我們十五年內降到15%以內。我們到2015年，的確降到9.5%。到去年已經降到7.5%。不過整個世界的貿易，已經降到了5%以內。美國現在是2.5%。

講這段是說WTO的運轉功能，已經使得在世界貿易發展中，各國關稅不斷下降。關稅越低，越代表了一種貿易的自由化。但這個低關稅在世界貿易變化的格局中也不適應了。因為不管怎么說，你要收3%或者5%的關稅。如果我生產了一個杯子，賣到你國家，你這個國家只是在我這個杯子價值上加5%的關稅倒也不覺得有什么。但是如果我這個產品，中間的環節有幾十次的要經過各個國家的海關，要跨越各個國家的國界。因為是幾十個國家，在共同生產一個產品，這個時候，這個國家的零部件做出來了，到另一個國家變成一個部件。部件做出來了，再到又一個國家，變成一個模組，一個系統件，系統件又運到最終總裝廠，經過四個企業。如果這四個國家都跟你征5%的關稅。這一部分就重復形成了百分之十幾的關稅，而且把勞動力、物流、運輸中的這些非產品的硬件部分，都是一些服務的部分都算到了這個產品的價格上，海關征稅的時候，是按價值多少來算你多少稅。就比如說一千公里的鐵路運輸的費用，航空運輸的費用，不斷的疊加，疊加的過程中都變成了關稅的一個基數。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大家發現，必須是零關稅才能適應幾十個國家，幾百個企業共同制造一個產品。而這個產品又從最終生產廠又賣到全世界，零關稅在這個過程是最合理的。所以零關稅就這么提出來的。

第二條，企業的運作模式的變化。

第三條，就是國家和國家的關稅的運作模式，也跟著要變化。

這個變化就提出了零關稅。

第二個，零壁壘。為什么要講零壁壘？因為當有幾十個國家，共同生產這個產品，這個產品的產業鏈涉及到幾十個國家，幾百個企業，如果這幾百個企業之間的營商環境不同，你這個國家在這方面是準入的，他那個國家在這方面是不準入，跨國公司在生產力布局的時候，按照資源優化配置，這部分布在這兒，那部分布在那兒，布在你這兒市場不準入，布在那兒，你又來一個侵犯知識產權。必須有一個大體一致的營商環境，幾十個國家之間才能共同生產這個產品，我們現在講營商環境要國際化，要法治化，要公平公正公開化就是這個意思，因為它涉及到，如果三個國家的制度不同，那企業要在三個國家里面布這個產業鏈是很麻煩的。

而且這個營商環境不僅是零部件加工廠、制造廠。還涉及到，產業鏈中間互相供給產生的供應鏈，供應鏈有物流企業、航空運輸、鐵路運輸、汽車運輸這些都是物流，還涉及到物流當中保稅服務，倉儲服務，配送中心服務，還會涉及到生產性金融企業，產業鏈金融以及各種各樣的金融服務。在許多國家，這個是開放的。但在另外有相當一些國家的這些領域中，很多是保守的。這個時候，產業鏈布局都會受影響。所以關于營商環境中的要求，其實就是一個壁壘，就是營商環境。如果你的營商環境會侵犯知識產權的，你實際上就是一種壁壘。如果你的營商環境里面，勞動力保護，社保制度跟世界各國都不同，是很冷漠的，很不合理的，也會有問題。如果你的生產關系里面的生態環保做的很差，也是一個問題。還有同等國民待遇，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市場中心、國家采購各個方面的組織方法。

營商環境就是壁壘的問題。當你把你的營商環境國際化的時候，你就相當于在三個零里面的零壁壘方面做到跟國際營商環境完全一致，你就是零壁壘。壁壘不是我買你的東西，你不賣給我。你給它設置了一個壁壘。這是一個最直白的理解。但是更多的討論，是指營商環境的國際化，這是第二個概念。當幾百個國家幾十個國家共同生產一個產品，這幾十個國家的營商國際化、一體化、法治化顯得多么的重要。

第三個，是零補貼。

所謂零補貼，就是如果一個國家，為了爭奪產業鏈，為了爭奪企業到這兒來落戶，有意給這些企業進行一定的稅務補助。這個補助會使得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國的布點發生扭曲。你如果一補貼，產業鏈扭曲到你這兒，對別的國家也不公平。如果大家都亂補貼，到后來也會出現問題。“三零”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來。

原來，國家海關之間的管理規則，都是在國境線上收取關稅或者設置非關稅的貿易壁壘。那么現在進入三零以后，國家和國家之間的海關顯得意義不那么大了，只是在起進出口的統計，管理走私或者有些不允許的菜單。那只是在管制的，對一般的制造業來說，三零就相當于國門打開，關稅壁壘消除。然后真正的國家和國家對貿易的管理，就從國門、國境上的關稅和非關稅品種的管理。進入到國內，按自由貿易去協定，定下來國內區域中的營商環境的互相約束、互相管理。

你如果國內的貿易環境不符合國際標準，我就提抗議。反過來，他如果不符合，我也可以跟他提抗議，互相之間有一定的監督作用。這是我想說的第三個方面。

這三個方面，是一個邏輯推理，從國際貿易格局變化，到跨國公司運營方式三零為特征的運營方式的變化。到WTO，各個國家之間貿易規則都趨向于三零，這么一個原則的概念。這是我講的一個變化的趨勢，講了三個要點。

第四個，有關我們整個國家、整個世界在這樣的變化趨勢里面，關于三零原則的討論、發展，現在處在什么狀態？事實上，美國還是比較先進的。2002年，他就提出了“三零”的概念。提出了一個非常具體的計劃。在WTO里，他也提，在G7，也就是最主要的西方七個發達國家，工業國之間，提了一份“三零”原則實施的時間表。爭取到2010年，把關稅降到5%以內。爭取到2015年的時候，把這個關稅降到零。這件事在2002年提出來，顯然當時來看整個的可能性還是有的，事實上到2010年的時候，全球WTO的主要發達國家關稅基本上都降到了5%以下，基本上都達到美國設想的第一階段。但最近七八年世界貿易“三零”走向，美國計劃并沒有實現。到2018、2017基本上和2010年的關稅平均度差不多。

這個主要是在WTO里面，討論關稅為零很難通過。WTO，是多邊協議體系，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只要有一個國家，成員組織中的一個成員不同意就不能通過。它是有一票反對就不通過的多邊體制。

這里面，你說零，往往是指工業國當中，幾十個發達國家產業鏈都在你這些地方轉來轉去的，對你是有好處的。但你一旦通過，那些跟你供應鏈無關的，比如非洲的、拉丁美洲的一些搞農業的國家，他的關稅也一起變成零。工業中的好處，產業鏈的裨益跟這些搞農業的國家無關。一般大國小國之間，落后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要在WTO里統一地通過這個“三零”原則也的確很難。那么就在這個七八年，尤其是最近這七八年，也就是從2005年以后，到2010年之后，FTA，雙邊的貿易體的討論，或者是一個地區，五六個國家、七八個國家形成一個貿易體的討論就不斷增加。給人感覺好像發達國家在進行雙邊談判，拋棄WTO，把WTO邊緣化了。這個概念有這種現象，但事實上我們平心而論，是因為“三零”這個原則的受益區域還是有一定范圍的。這個范圍的相關的國家和地區，比較可以認同產生共識。不相關的就不一定跟你有共識。在這個意義上講，FTA，是全球化發展中，生產力發展到這個階段，進一步促使全球化發展中的一個新的特征。它倒不見得是逆全球化。FTA不是逆WTO，FTA也不是逆全球化。它是全球化發展到更高級階段以后必然的趨勢。美國在2002年的時候，想在WTO里實現“三零”原則，當時提出來了。第一階段目標，實現，第二階段歸零的目標，沒實現。這個十來年過程中，FTA談判變成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之間，一個主要的貿易談判原則的一個體系。WTO的作用越來越小了，或者這些事情都不討論了，那不是有點邊緣化了嗎？大家在討論WTO的規則要改變。議事規則、管理規則、裁決規則要改變等等。這就是現在世界貿易格局中的新特點。

最近幾年，以“三零”為背景、為基礎的FTA談判，自由貿易協定發展還是有比較快的進度。可以看到，去年日本跟歐洲的FTA談判已經簽訂協議。并且將在今年下半年生效。這一塊代表多少？日本的經濟差不多五六萬億美元。歐洲的經濟也有十幾萬億美元。加在一起，差不多二十多萬億。全球經濟總共70萬億，這里面有1/3的一塊就形成了，這是一個。第二個，美國和歐洲的協議，各方面的條款，都談好了，還有一部分沒談好。去年年底簽了部分協定，敲定到今年六七月份希望簽約，當然現在還沒有簽約，還在談判，主要是為農業問題，歐洲和美國在討論，目前還沒有統一共識的現象。原來預計六七月份簽約生效，可能會推到年底。第三個是美國跟日本貿易協定，已經談了兩年，目前基本上框架文字都有了，還在進行最后的討論。另外，美國和加拿大、墨西哥、北美的自由貿易協定已經簽了。

講這段話的意思是，如果在今后的一年，或者在2020年，這幾塊都加在一起，那么這幾個國家，歐洲、美國、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這塊，它的經濟總量占全球54%，這些地區互相的貿易總量占全球貿易的55%左右。這個意思是相當于美國人在通過FTA的過程，把原來已經淡出的G7又恢復變成了一個一體化的貿易體。

新世紀以來G7變成了G20。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們中國沒有介入到這個自貿體的貿易圈里，那么我們等于進入了WTO，卻又在FTA的范圍里出圈了。如果我們在這個過程中也進入了FTA，那么加上中國占世界經濟16%的經濟規模，54%+16%，就等于世界經濟的70%。在一起形成了一個貿易體了。

貿易量，還不是70%，因為中國的貿易量占全球1/3。在這個意義上講，這塊加上去全球貿易70%-80%就在這個圈里了。在這個意義上，我要講第四點，就是以“三零”為基礎的自由貿易體系，目前這十幾年的發展過程處在什么狀況，中國又處在什么狀況。我們因為沒有去從“三零”角度去跟他們討論，現在我們跟美國的中美貿易戰也不是討論“三零”的，是在討論貿易順差逆差和其他的具體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歐美、日美、歐洲和日本，這個事情，我們有一個怎么去介入的問題。

同樣以日本牽頭的，就是亞洲太平洋地區的自貿體。涉及到11個國家。后來，特朗普上來以后，說美國退出TPP。現在這個貿易體協議倒也簽了，是日本挑頭的，我們中國還沒介入。這么一個亞洲地區，中國不介入，這個自貿體，某種角度上說功能喪失了一半。反過來我們的確該去介入。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國際貿易，今后很重要一個格局。就是以“三零”為原則、綱領的國際貿易的體系的介入、參與、甚至到里面進行很重要的推進工作。這個事情做的好，相當于第二次入市。如果說過去2000年時候的入世引領中國15年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發生重要變化的話，那么這一階段的事情談好對中國國際貿易、國際經濟、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發展的貢獻和作用，以及我們整個中國在2035年成為世界的現代化的大國、2050年成為強國，都會奠定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我想講第四點，就是以“三零”為原則的FTA的談判、討論、區域協定、自由貿易協定，目前在整個世界的格局，狀況。第五點、第六點、第七點，具體跟大家討論一下“三零”原則在中國具體實施的情況。

第五點講零關稅在中國實施會發生什么變化；第六點講零壁壘在中國實施主要抓什么事；第七點講零補貼。這三個零，分別講三條。

第五條，就是講零關稅的問題。

大家有時候，有一種感覺，一講到零關稅就是國門大開，外國貨沖擊進來，中國的農業會萎縮，工業也會萎縮，服務業也會萎縮，這種觀點在90年代討論也多得很。到要進入WTO的時候了，早進好還是晚進好？有的人說越晚進越好。讓我們自己養的大一點、肥一點、強一點，開門了，不會受人家欺負。

那么實際上，當時上海方面，就跟國家提了一個基本邏輯，就是進WTO，早進比晚進好，在這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事實證明，WTO進去以后，我們不管是農業、工業、還是服務業，基本沒有受到太多的沖擊。反過來，我們金融，出現了世界級的最大的金融企業。在2000年的時候，世界金融體系里面，中國所有金融機構都不要說前十位，前二十位一個都沒有。現在前十位的銀行里我們占五個，前十位的保險公司里面我們也占好多個。講這段話的意思，通過開放，我們得到的好處是多多。

同樣，現在大家也會想到，如果關稅歸零了，會出現什么情況？抽象地講容易走極端，做任何事都要具體分析，了解問題本質，才能把思維邏輯講清楚。下面我們就分析中國經濟開放，如果按零關稅開放以后的幾個板塊的概念。

第一，當然大家都會想到，工業品、制造業，不管是機器設備，還是汽車產品，還是輕工業，或者其他的工業品，大家首先，看到中國的制造業，特別是產業鏈當中的零部件中間體，已經占全球零部件中間體，這個概念來說，還就是占60%。這個意思，在中國的進出口一年四萬億美元，然后我們這四萬億美元，進出口里面，跟全國的貿易結構是一樣的。我們現在是世界第一大的貿易國。所以，全球的貿易特征里，中國的貿易特征是聚焦的。我們這個四萬億里面，60%多，就是零部件貿易。

那么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已經是制造業大國了，我們每年進口一萬八千億，這個進口量里面60%-70%就是零部件。我們芯片進口，就兩千多億美元。液晶面板還進口一千多億美元，各種都是部件。當你把工業品變成零關稅的時候，我們的企業進口關稅沒了，成本下降了，是最大的受益體，對中國制造業來說。這是第一。

第二，由于，關稅下降，生產的成本又下降，在中國已經形成了世界產業鏈里面，我們有最大的產業鏈集群，但是這個集群里面，我們掌控紐帶的，掌控標準的，掌控結算樞紐的，價值鏈樞紐的企業并不多。比如華為，華為的零部件，有三千六百多家大大小小供應鏈上的企業。這全球的3000多個企業每年都來開供應鏈大會。華為就是掌控標準。他的供應鏈企業比蘋果多兩倍。為什么？蘋果只做手機，華為又做手機又做服務器、通信設備。通信設備里面的零部件原材料更多。所以它掌控產業鏈上中下游的集群，掌控標準，也掌控價值鏈中的牽制中樞。

當“三零”變成零關稅的時候，對于在中國形成總部，形成中樞，形成集團的龍頭等各方面會有提升作用，這是第二個好處。

第三，通過這樣的過程，對我們中國的企業，進一步走向世界，也產生好處。就這這個意義，工業品如果把關稅趨零的話，事實上對于整個制造業產業鏈的完整化、集群化和紐帶、控制能力有好處，對整個中國工業經濟的成本下降有好處。

在這樣的背景下，再進一步分析汽車產業，我們現在國內的汽車廠一年生產2500萬輛汽車。那么說，如果沒有壁壘了，關稅為零了，是不是會大量進口國外的汽車，然后沖擊中國國內的汽車市場？這話聽起來，也有道理。因為我們現在的汽車，比如日本的一個豐田，現在像一個小的面包車一樣。在日本就賣40-50萬。在我們國內，關稅和進口工商稅進口增值稅一收就變成80-90萬，提車可能還提不到，要加近20萬才可以提到，最后變成100多萬。

我前段跑到深圳，居然跟我合作的二三十個經理，跑到我這里來看我。一看他們開的全都是這種車。香港有兩個人是有官邸的，其他人都是自己買房，住自己家里。一個是特首，一個是財政司長。我前兩天在香港，去財政司長的家里，我看財政司長的家里除了一棟500平方的別墅以外，最重要就是半山上面有一塊非常大的草坪。相當于三個籃球場這么大的一個長方形的草坪，上面一走可以看到香港的各種景觀，比如維多利亞海峽的景觀。我說你住的比特首家還要好，你怎么可以住這兒？他說英國人規定，財政局長就住在這里，誰當誰就住，誰不當了明天就搬走。他請我們在他家里吃飯。我后來想，有這么一個家，如果不請朋友到這個家里來作客，這個家就像是錦衣夜行。那天，我去看他們的院子里，來了七八個香港的要人，開的車都是方方的面包車。我說你們中邪了，奔馳車都變成這個。這個豐田就大賺一把。

我講的意思，是不是外國人的車都會這么進來呢？并不會。中國一年是要消費大概2500萬輛車。現在這2500萬輛里，120萬輛從歐洲從美國或者從日本原裝進口，其他2400多萬輛都是中國自產。但這個中國自產的2400萬輛里面有1800萬輛是外資企業的車，就是中外合資的車。有德國的、有日本的、有美國的、也有韓國的。在這個意義上，在消費地形成制造業，就近生產出來并賣掉，減少物流。成本低，效益高。再者，他本身就在一個國家里生產，車里也沒有關稅。哪怕不收關稅了，但你從美國、歐洲這么運過來，物流成本多高。對于高檔車的消費，那么原本100萬輛的，也許可能翻一番，翻兩番，變成四五百萬輛。但幾千萬輛規模的，還是本土的企業。這本土企業，無非是開放過程中，合資企業可能變成外資獨資企業，但他不會把廠關掉，把美國的產品運過來。他不會做虧本生意。在這種意義上，不用太擔心外國的汽車會來沖擊我們的這種問題。這個里面，就總的來說，關稅下降，會促進中國的生產力結構的提升。促進我們企業的競爭能力的加強。使得我們工商企業的成本下降，有好處的。

第二個事情講農業。關于中國的農業，大家一定要注意這么一個基本面——

第一，我們13億、14億人的吃飯必須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所有吃的東西都外國人供應。好的時候供應，不好的時候給你卡脖子，那餓殍遍野了。中國人的飯碗必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具體分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不搞國際貿易。這里面有一個基本面的分析。首先我國人多地少。我們擁有全世界19%-20%的人口，14億人大體上是70億人的1/5。但我們的可耕地總的畝數，20多億畝。大體等于世界可耕地的9%。20%的人口只有9%的耕地，我們人均耕地是全球人均耕地的40%。我們土地供應是不夠的。第二，中國的淡水資源是全球水資源的6%。人均用淡水資源是全球人均的24%。這兩個數據說明什么？說明我們的土地和水從農業角度講，要完全自給自足，也是很難的。這是第一個基本面的概念。

第二，我們現在差不多有6.6億噸農作物糧食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生產出來的，但是我們現在每年要進口農產品一億噸。加在一起，也就是中國14億人，一年要吃7.6億噸農作物。

這一億噸里面，有個基本的分類，我們現在進口的一億噸里面，有八千多萬噸，進口的是大豆，300多萬噸的小麥，300多萬噸玉米，300多萬噸的糖，還有不是農作物，但是動物，也算農產品。進口的豬肉牛肉其他的肉類，也有幾百萬噸。統統算起來四個三四百萬噸，加一個八千多萬噸，加起來一億噸。

分析現在的進出口的結構，我們腦子里要有數學模型，要有形象的演變。假如農產品關稅歸零，是不是出現世界上的農產品對中國進行傾銷？這個傾銷又便宜又好。最后使得中國各種消費者不買中國農村的糧食，最后中國農業萎縮，萎縮到一天，人家突然卡你脖子了，你這個地方癱瘓，出問題。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大體上，一定要做結構分析，才能最后對這個問題進行具體回答。比如中國人主要吃的糧食，是吃大米。這個稻子，歐洲人和美國人想傾銷我們，他也沒有稻子。稻子主要是由中國人生產的，當然亞洲人也種。我們跟泰國去買稻子，不用擔心安全問題。無非是他的稻子好吃，糯米。吃泰國的米時候，可以一口菜都不吃，一碗飯就吃下去。我還真干過這個事。我跑到泰國，謝國平請我吃飯，他說飯是用泰國香米做出來的，后來我感覺，真不用吃菜。就很愉快的把它吃下去。這個米確實有點特點。

后來，他給了我一包米。大概有兩斤米，我還帶回來，讓我媽做飯吃。

我講的意思，調劑一點是可能的。但是你要說，他們跟我們來卡脖子，是不會發生這種事的。我們本來就是大國，人家跟你是利益共享，是一個互助互益的貿易行為。

講這段，首先就是你關稅為零。歐洲美國也供應不了你一噸大米。稻子這件事就不存在問題了。要我們把稻子提供了歐美，他零關稅，我們也不會去大量的供應，我們沒那么多的土地和生產能力。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我們確實需要人家進口的，比如說中國現在實際使用的是二十億畝可耕地。我們一年要自己種一萬兩千億斤糧，大體需要12億畝，意思就是一畝地一年產一千斤。那么12億畝地就去掉了。然后我們吃蔬菜這類東西和各種瓜果一類的東西自給自銷，大體上所需要的產能是6億畝。剩下兩億畝，要種飼料，飼料轉化為豬肉是不夠的。因為我們知道，每個人每年平均來說，不管你吃雞肉、兔肉、豬肉、牛肉大體40公斤左右。那么13億人，五百多億公斤，相當于五千多萬噸，一噸肉要四斤飼料轉化，所以就需要四億多斤飼料。也還是按一畝地一千斤來算。要四億畝到五億畝。這個時候我們只種兩億畝不夠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大豆進口到八千多萬。

全世界能夠做貿易的大豆就一億多，60%給我們買來了，也就是說在沒有零關稅的時候，我們就買了一個天花板的量，你想多也多不了。那么零關稅情況下大豆的進口也還是八九千億，不會變一萬億的。這個量大概就是這個量。跟這塊相關的是飼料國的概念。我們土地也不夠，黑龍江的大豆都給我們做了豆漿吃了，中國人的大豆，自己做豆制品做豆漿能吃掉。還要給牛、給豬吃還真的不夠。所以我們都從國外進。

再有，進豬肉，當然也是需要進一點，從美國歐洲或者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等，這是第二塊。

第三塊，小麥、玉米、糖，這是我們北方人都還喜歡吃面粉的，南方人當然也吃饅頭，總之小麥是需要的。玉米也是需要的，即是飼料也可以人吃，同樣還有糖，中國人國內的市場每噸是五千塊，在歐洲和美洲巴西這些地方糖基本上每噸1500塊人民幣差價就是三千多，你如果放開一點，就會在這個地方多進一點，把國內糖的價格往下降。不過現在糖尿病越來越多，看到糖就害怕，連花生糖看見了嘴巴想吃也不敢吃。所以總的來說，這個東西變化是有限的，真正要進口的，關稅降為零，多點少點，是會帶來變化的，應該是在糖、玉米和小麥。但這方面，WTO也好FTA也好，它也是可以有配額的，也是可以管制的。

這是農業分為三塊的分析，大家就知道，真的零關稅對中國農業總體上是起到調劑補充的作用，是有好處的。

第三方面，當然就是原材料、能源。中國鐵礦石少，每年中國的鐵礦石，不管我們是壓產能還是去庫存，我們一年也要生產七億噸鋼，七億噸鋼需要十幾億噸的鐵礦石，其中2/3的鐵礦石從國外進口，我們國內沒有這么多的鐵礦石可以供應。這個也就是說你加不加關稅，總是這么一個量。

再有，就是石油。現在中國一年用六億噸油。國內大慶油田、勝利油田生產2億多噸，進口4億多噸。我們一年進口的原油花兩千多億美元。這是我們需要進口的。

也就是說你關稅是不是零都不相干，已經是2/3的進口，還在大量的增加，再沖擊能把你沖到哪兒去？

天然氣，我們一年實際上需要至少三千多億方，現在實際供應方是兩千億方，有許多城市想要天然氣但沒有供給。兩千億立方米中我們自己生產一千多億方，從美國從俄羅斯等進口一千多億方。

我們的能源、原材料本來就在大量的進口，這個意義上不存在怕不怕沖擊。反而是通過關稅下降，跟世界各國的貿易搞的更平衡更協調，越是這么協調越安全。這是第三方面。

第四方面，就是消費品，包括藥品，化妝品，衣服服裝，或者其他的日用品。我們現在的消費品，為什么每年上億的人，出國旅游，大家就 “螞蟻搬家”式背東西，從世界各國背1500億美元的貨回來。如果這1500億是我們進口在國內銷售，我們就增加1500億美元的進出口貿易，而且減少1500億美元的順差。但現在，老百姓背回來，不作為國際貿易統計，我們順差4000億，人家看著覺得你賺便宜了，實際上我們只順差2500億，老百姓這1500億就沒算上。

為什么老百姓會干這個活？就因為關稅。到法國、到英國、到美國、到日本買東西，比國內的百貨商店里便宜，便宜至少1/3。關稅一減以后，這方面，整個的就可以國內消費，商店零售就可以刺激起來。老百姓旅游的時候也可以不用那么辛苦背東西，同時進出口順差還能平衡。好處多多。包括藥品，如果便宜以后，更多的國外藥品進來，老百姓許多人到國外買各種各樣國內買不到的藥，這一類對老百姓改善生活，健康各方面有好處的。從這個角度也是好的。

總的意思，如果具體分析零關稅的話，四個方面都是好的，最終還會帶來第五方面的好處，就是你零關稅的時候，就增加了進口量，使得我們跟國際上的貿易摩擦也會減少。

我們不將貿易順差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也不追求大量出口，當今世界進口大國是經濟強國，出口大國不一定是經濟強國。出口大國可能是農產品出口大國，加工貿易出口大國。但進口大國一定是強國，為什么？因為，第一你如果是世界上的進口大國，說明你這個國家市場容量大，足以牽動世界。第二，你是進口大國，你往往就成為了世界貿易的定價者。進口量大，定價權就到你這兒來。你就有更大的聲音，在世界貿易中，可以發聲。第三，進口大國，一定是有非常豐富的外匯儲備，或者這個國家的貨幣本身就是世界的硬通貨。人家拿了你人民幣就像拿了美元一樣，不用再去換，直接當作是自己國家的外匯收起來了。從這個角度，有一天人民幣變成了世界硬通貨，也是成為進口大國的一種標志。

對剛剛說的五方面做分析可以得出零關稅利大于弊。

第六，零壁壘。

零壁壘我開始就講了一個定義。壁壘，就是要講營商環境的國際化，要講市場的開放，要講數字貿易、服務貿易和服務業的開放。要講我們中國的企業到海外去投資有便利性，不能跑到海外總是受到別的國家磕磕碰碰的阻攔，就是別的國家給我們很多的壁壘，如果我們簽訂了零壁壘，我對你沒壁壘，你對我也沒壁壘，中國企業走出去也方便。有四個方面。

首先，講營商環境，主要是講八個要素。

第一準入前國民待遇。有的說同等國民待遇，這講的是你的企業，我的企業都在這塊土地上生成了。這兩個生成了的企業一樣的待遇。但如果我這個地方有一個規矩，你的企業我就不讓你誕生，不給你注冊，不讓你準入，那你說準入后的國民待遇就是廢話一句，我都不讓你準入，你就沒資格參與公平競爭或者不公平競爭，你連競爭的門檻都不能入。所以這里首先強調的是準入前國民待遇，就是可以不可以到你這個地方開公司，國有企業可以，民營企業可以，外資企業也可以，同等的準入前的待遇。這個定義跟后面的同等國民待遇是兩個概念。

第二負面清單管理。負面清單管理我們有一句行話，叫法無禁止都可為。就是對這些企業必須要有負面清單，不能干的我定負面清單。我負面清單之外的你都可以干。前幾年我們政府就在搞負面清單。一搞就搞了三百多條。任何一個地方三百多條負面清單，搞得企業什么都不可以。這次人代會，李克強總理報告里講，負面清單的條目要大大的約束減少，你減少到一定的量以后，法無禁止都可行，企業的自由度就大了。對政府要有一句，法無授權不可為。也就是說政府別多動癥，什么都想做。法無授權，你就不能亂管三七。也就是說不能多動癥。這兩句話是對稱。負面清單管理里涉及到這兩句話的法治性的意義。

第三個尊重知識產權。

第四個遵守有公平的規范的合理的勞動保障制度。

第五個，生態環境保護的一套制度。環境制度。

第六個競爭中性。競爭中性就是企業產生之后的同等國民待遇。表現在招投標的時候，政府采購的時候，在市場配置資源的時候，在銀行貸款提供資金的時候，這個時候，不同的所有制的企業，是同等國民待遇。不能有主觀上、客觀上的差異。

再有，就是政府要開放市場。開放市場就是我允許你企業成立，但不能讓你做的事很有限。比如說我們對外資銀行最近提出了三個開放，已經操作落實下去了。以前，允許外資企業建立合資企業，股權比例不能超過25%。銀行的股權比例不能超過50%。汽車的外資企業比例不能超過50%等等。現在可以讓你70%、80%，乃至獨資。這也就是開放一些領域。

還有允許你開銀行了，但你這個銀行有了之后，要在三十個城市或者三十個省開分行，健全發展。但每開一個支行一個分行都要人民銀行銀監會去審批，兩年三年，那就很麻煩。所以就是說通過備案制可以自由地設立子公司。

同樣登記以后營業活動的條款。五個方面還是八個方面還是八十個方面，經營領域里面的具體限制，這一塊，怎么放開，也是一種管理方面的事情。所以營商環境，實際上是在講這些事。這些事涉及到國際化、法治化和公開化。這是營商環境。

第二個方面，就是要開放一些原來比較不開放的禁區。這也是壁壘。主要是講什么？我們國家四十年在房地產、在工業、在制造業或者基礎設施領域，對外資基本上都開放的。這次人代會通過了《外資投資法》實際上把這些年在這個方面的開放政策法治化，形成一個新的法規。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對于我們以前視若禁區的，不怎么開放的，或者嘴上在說開放但操作的時候邁不開步的那些領域，比如教育、衛生、文化、金融、服務貿易等等。這些領域，我們開放度是很低的。跟大家說一個數字，大家就可以想象開放度是很弱的。其實到2000年的時候，中國的外資金融機構的營業額占整個中國金融資產量、營業量、業務量的百分之四點幾。那個時候外資金融機構沒開放，就是在上海浦東這些地方搞了一下。但是到2018年，十八年過去了，外資金融機構的業務量，資產量占整個中國金融機構業務量資產量1.6%。這個縮小，說明這十幾年外資金融機構發展不快，另外一方面說明中國國內自己的國有民營的金融機構成長得飛快。你分母變大了，分子不動，比例也會縮小。

這個意義上我們在這個領域還真不是擔心人家來沖擊我們。我們有太強大的壁壘和自衛意識。哪個文件規定的？真沒有。稀里糊涂中，懵懵懂懂的，形成非常大的保護體系，玻璃門也好，銅墻鐵壁也好。在這個意義上開放有助于我們競爭發展。

醫院也是，外資辦醫院，一般很難的。世界上的一些好的醫院，在中國來建生產效力都很低。外資辦學校，也是很少或者很慢，他們不是沒積極性。他們看到我們有巨大的市場，你就看浦東，那時候我們在浦東的時候，大家意識比較開放，也就是在九十年代的初期，中期的時候，上海浦東就允許外資辦小學、初中、高中。包括中歐工商管理學院，都是那時候搞起來的。

浦東金橋有一個小學，進了這個小學可以讀到初中，一直讀到高中，十年連讀的，讀了以后，這是外國人辦的一個外國學校，貴族學校，然后這個學校的人出來以后，可以有通道到美國常春藤大學里面去讀書。結果整個上海，多少人都想到這個地方去，我那個時候是因為在重慶，我根本不來管自己老家浦東的事，后來有一天碰到一個上海人跟我說，他的小孩想到這個學校去。問我有什么辦法？我想想這個地方，讀書這么難？后來我就問朱曉明——我的老朋友，我說你那個時候搞的學校現在是上海很有名的學校，他說是。這個學校，每年如果有一個名額出來，至少有一百多個人來競爭。這是一個。第二個這個學校定了一條制度，不管上海什么人等，市級領導局級領導還是誰，批條子通通沒用。我一聽上海還有這樣的好學校。我們重慶的學校，我一打聽，好學校都如此。

既然這樣的話，為什么不讓更多的學校進來呢？我到新加坡去，新加坡在2014年的時候辦了一個學校，這所學校是美國常青藤大學在新加坡辦了一個分校，這個分校一年招生六七百人，幾年下來，一共有幾千人，95%是大陸的學生。孩子一去讀，他的老爸老媽也跟著到那邊生活工作，去移民或者什么。總而言之，里面的人，原則上新加坡人去讀只占5%，95%是大陸的學生進去了。既然是這樣，我問他們校長為什么不開到上海、北京去，而跑到這兒，讓我們的學生走來走去？他說是你們不讓我們辦。我就懵掉了，后來我想想也是這么回事。

從這個角度是要開放的。開放不在嘴上，而是很實質性的，把教育、醫院、包括文化，文化里面有大量的創意產業，各方面的內容，也包括物流業。現在物流業，我們想想這里面也沒什么復雜性，但外資來干也不大容易干好的。

總的意思就是服務業，服務貿易和數字經濟，數字貿易里面，也有很多復雜性的壁壘。比如說你搞了一個研究所，你讓外資把研究中心搬過來，他說可以，我們的人搬過來，不可能把美國的書、資料統統搬過來，主要是靠網，如果五十個人在你這兒工作，每天都要跟美國的互聯網通，但你們這兒就要翻墻。這翻墻我們是不做的，因為我們的人不能違法。你們中國人自己翻墻是你們的事，我們遵守你們的法律，我們絕不翻墻，因此我們也就無法來中國開研究所、研究中心。就這一個，數據通信的自由，這是FTA討論里面數字經濟的第一條。

第二，當然就是說數字經濟里，還有游戲規則。這個游戲規則也是，我們的數字經濟是鼓勵它發展。在鼓勵發展的時候，游戲規則定的比較少，像農村里的莊稼，在田野里雜草亂生，因為游戲規則很少。到了城里，同樣這個土地上游戲規則各種交通規則都會比較多。在這個意義上，在美國、歐洲，互聯網是他們發明的，但中國有很多的互聯網的業態發展的好像很好，但為什么發展不到美國去？發展不到歐洲去？也發展不到日本去？這其實不是技術問題。也不是投資問題，就是法治性的游戲規則不接軌。你到他那里，他那些事不許干，美國人的法律基本上有一個約定，互聯網平臺不得搞金融。Facebook，七八千億美元的平臺，它沒有金融。亞馬遜也沒有金融的。Google跟我們百度差不多的搞搜索引擎的，他也沒有金融的。它就為一切金融服務，為一切企業服務，為一切市場服務。他就做它的平臺，不跨界。一跨界，這里面會亂套。而我們這兒幾乎所有的互聯網都搞金融了，是你搞金融？還是你亂搞金融？還是你幫助金融提高了一些技術手段？比如說我們的P2P，一搞就搞了上萬個。從2006年的第一個宜信到2012、2013年大規模推廣，到處都是站臺和宣傳。報紙上長篇累牘的內容很多，一下子就刮了一陣風，最后這個東西都是什么？是農村里的高利貸在互聯網的套路里，在新瓶裝老酒。

農村里的高利貸都是親戚朋友，鄉里鄉親的，在幾十人幾百人的圈子里，互相亂借資，高吸攬儲，借新債還老債。如果有最后崩盤了，了不得損失幾十萬、幾百萬，最多就損失個幾個億。但一跟互聯網結合在一起，可以日行萬里，穿透到全國各地。一個網站就把全國各地給覆蓋了。幾個月幾年一過，幾百億的壞賬就爆炸了，這里面就有很多游戲規則。數字貿易談判，這方面游戲規則的談判，有個判斷理解的問題。數字通信，進出自由方面的游戲規則問題。還有就是對于一些數據產權跨界流動的時候，對國家利益各方面的判斷，也是一塊。

這一塊，現在歐洲跟美國談判也是焦點，日本跟歐洲談判也是焦點，大家在這塊還是很認真的。我講這段壁壘這件事，內容其實很豐富，是當下，在零關稅背景下，國門打開的背景下，壁壘成為各國之間認真計較談判的重要內容。如果把這些事處理好了，壁壘的問題就解決好了。

第三就是補助。零補貼的問題。

零補貼，其實一可以使得國家一年加入本來要補貼幾千億，現在可以省掉一兩千億，財政可以節約開支，少補貼。這是一個宏觀上的好處。第二，補貼的過程，經常會出現跑步前進、灰色交易。實際上少補貼，不搞這種補貼，這一類的不正之風、灰色的現象相對就會收縮減少。第三少搞這種補貼，可以倒逼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創新，自身更加健康。第四，這種補貼，往往變成人多錢多干傻事。反補貼盛行的地方產業結構一定過剩過爛，大家騙錢騙保。

一個電動汽車在補貼的狀況下，在2014到2016年三年里面，全國搞電動汽車的法人做的規劃，到2020年，這個規劃加起來，是多少輛？兩千萬輛。我生產多少輛，他生產多少輛，報給建設部工業部。規劃2000萬輛，實際上不會做到。但他就為了騙補奠定基礎。這是一個。事實上，前兩年大家發現，這個電動車除了騙補產生一個大量的產業以外，沒有真正形成多少好的電動車。為什么？全世界的電動車的基本問題沒解決。電動車的基本問題是電池、能源，這個電池充一次電跑400公里。用了一年多的時候，充一次電只跑一百多公里、兩百公里。到第三年，基本上充一次電只能跑一百公里不到了。而換一個電池等于半輛車的價格，買得起汽車換不起電池。再有電池下雨天水一進立刻短路，車就廢掉了。還有電動車容易著火，一撞肯定觸電。事實上全世界電動車的基礎還沒有奠定。美國人說美國的，歐洲人說歐洲的，特斯拉這么有名，電動車的電池根本沒發明任何知識產權，就是把七千個我們說的五號電池串成一個大餅裝了上去。就是把日本人的五號電池裝起來。恰恰在這塊沒有任何發明，你搞什么知識創新。所以本人干過一個比較混的事。我當時作為市長，2014年我們科委工業經委寫報告來，說我們重慶應該爭取搞電動車。電動車的補助，要市政府補貼一萬輛。因為一輛車我們補貼一萬，中央有關部門也補一萬，這樣一輛車補兩萬。后來我就想著，剛剛說的這段話，我就在會上說，根本沒有任何可能，2020年前不會有電動車的世界。這種事情不是說你創新，就先撲上去。撲上去創新，讓實驗室去創，別在市場上搞，東西出不來，害了老百姓。現在我們汽車牌照十萬塊一個，搖三年也不一定搖得到。搖到還出十萬。電動車牌照隨叫隨到，買了電動車套牢了，這個車不行。所以我當時說，這個東西即使國家出一萬，白送，我也不干。這個東西搞到后來會是一場災難。

后來他們又說了很多，我說那弄一百輛吧。他們會開完后跟我做工作。幾個委辦主任和管工業的副市長跟我說要標一個姿態，要有積極性，重慶是一年生產幾百萬車的地方，電動車不搞，你就變成一個老古板，后來我同意一千輛，當然各個省里我們是最少的。所以說要看透，不能為了騙補就亂搞。還有光伏電池，等到補貼一取消馬上行業就癱瘓。

補貼要補在哪兒？補在生態環保上。補在產業結構調整以后，下崗工人出現了，我補就業、補他下崗工人的生計。第三，補在研發環節上，研發環節里國家補進去了，企業自己也出錢了，科研人員也下了很大的精力，這樣產生生產力跟市場競爭中的補貼是無關的。要把這個補貼補到刀口上。

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這三個點就是第五六七個要點。

最后一點，要講一下，應該怎么做呢？我覺得，我們國家在采取措施，中央也非常明確地積極的推進，今年很重要的任務，一邊和中美貿易談判之外，另一邊積極的參與和推進雙邊的，和地區的FTA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推動中國和世界經濟在開放當中的引領作用。通過貿易談判、通過國際貿易之間的這種合作，使得我們的國家跟世界貿易體系形成一個開放的、互利的、普惠的、包容的，而且是共享的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

為了實現這個方面，實際上下一輪的貿易談判，我個人認為是一個要以“三零”原則，為綱領的，為基礎的，為前提的FTA的談判。

因為現在說的FTA談判，里面主要的就是討論“三零”。所以實際上“三零”這件事、FTA這件事，在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60條里，第七章第一段專門講過中國進FTA怎么展開、怎么推進這方面的事。

國家其實想的很長遠。下一輪的國際貿易談判也好，開放過程也好，是會和“三零”原則為基礎的貿易格局密切相關的。在這個工作推進的時候，有五個要點要把握好。第一個，“三零”不等于全部歸零，“三零”里比如說關稅這方面，不是百分之百的商品全部變成零關稅，他有一個階段性和趨勢性。比如日本跟歐洲的貿易談判，他的概念是什么？日本對歐洲的全部的貨物貿易的品種，有86%，實施零關稅，也就是日本對歐洲，86%的產品關稅全部歸零。但還有14%的品種，用15年時間，逐步歸零。也就是說它有一個階段性、趨勢性，15年為零。這是一個概念。

還有一個概念，就是說15年以后，最終一萬個商品里面，我可能會有9500個商品變成完全零關稅，但還有那么500個，哪怕是一百年以后我也還是有5%、6%的關稅。這也是一個概念。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就是利用“三零”原則中的階段性、趨勢性和某種靈活性，變成國家和國家之間談判，你爭我奪、互相較量的一種籌碼，我同意你這兩點，你同意我那兩點，最后貿易簽訂了，大家遵守貿易協定。但是“三零”不等于統統歸零，這是很具體的概念，這是有關“三零”的靈活性、趨勢性、階段性談判中，實際上要把握這個東西，我們搞經濟學研究的可能在這方面要研究各個國家的案例了。

“三零”的確是要實驗的。

為什么三中全會的報告在講到FTA的時候，后面講了推出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等等。因為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神圣任務就是對全球的FTA貿易協定中的“三零”原則進行先行試驗。試驗成功了，國家跟國外簽訂“三零”原則的貿易協定就有底了，就等于可移植可推廣到全國。因為FTA只要一簽，就不是國家一部分的簽協議，而是整個國家的。這個有點像1990年浦東開發，當時中國的開放還是剛剛在貨物貿易領域，在服務業金融業統統都沒開放。但國家允許浦東開發，保稅區里就干這些服務業開放的活。

比如90年外高橋保稅區，國家規定的法規一共七條。第一條，允許保稅區里面設置的任何企業都可以做進出口貿易。大家如果年紀大一點知道，90年中國任何企業都沒有進出口權。外資、內資、民營、國有企業都沒有，只有外貿部直屬的外貿公司有進出口權。外高橋保稅區允許只要在這里進駐的任何企業都有進出口權。

還可以做轉口貿易、加工貿易、離岸貿易。這些概念現在很多人都搞不懂，但當時這個地方就已經可以了。

再有，允許外資在浦東設銀行，允許外資在浦東搞百貨商店，允許外資在浦東搞保險公司，允許外資在浦東的保稅區里搞批發貿易。為什么把批發貿易單列一條呢？現在搞批發，義烏小商品市場都是批發。但是大家知道90年的時候，中國的商品零售剛剛放開，一般批發都是政府管制，在保稅區里搞國際批發，是很稀罕的。去年上海進博會里所有的攤位就是進出口的批發貿易，外高橋保稅區90年就開始干了的，所以馬上就把外高橋的保稅區整個的做法移植到進博會里。

大家想象一下，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在90年這個機制下搞起來以后，整個中國現在有138個海關監管局，外高橋保稅區是其中一個。但它一年做的進出口貿易是1600億美元。全中國138個監管區產生的進出口貿易是6000億美元，外高橋一個等于138個的1/4。第二個它一年的稅收都有一千多億。上海一年一共稅收是五千多億，它就占了1千多億。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它這里10平方公里，就占1/5。上海一年外貿進出口一年也就是五千多億，它1600億，也是1/3。所以外高橋里面做的事，就為整個國家進入WTO以后的開放產生托底的作用。

同樣我們現在的FTA要進行貿易談判。我們自由貿易試驗區該是什么？就是“三零”。就是零壁壘，零壁壘里面剛剛說的八種投資環境中的營商環境的八條你就要做。你如果做了可以，外國企業到你這兒做八條可以做到，那么別人去推廣就有底了。我們現在有許多自貿區，連“三零”概念都沒聽到過，也沒想過自貿試驗區和國際上的雙邊自貿協定是什么關系？大家可以取網上搜一下，看各地自貿區在干什么？一個自貿區120平方公里，往往在城郊結合部，“征地動遷，集中移貧”，實際上在造新城，沒有三年見不到影子的。